其次，是否有超宪法性规范存在争议。

[17]相关政策似乎有力支撑前述的结合论。[18]分离说中的道德是理想、应然意义上的法律，包括了所有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的具有规范性质的观念。

依据该实质版本，它还要继续力图揭示价值治理背后应遵循的一般原理及其行动准则，旨在寻找有效整合、守护权利的良法，具体展现为：一是对价值治理法律规范的正当性追问。价值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软治理形态，只有在与相应的治理制度密切协作的环境下才能发挥应有作用。[21]第三，当前只有少数核心价值观法律条款，能够给予政府核心价值治理以直接的规范支持。政府动用公共权力、财力等资源进行价值生产、动员、整合等活动中的法治观问题，成为价值治理理论迈向深入发展的一个前置性议题。理由有四：第一，借助人大立法的民主程序，使得民主作为一个新要素支持政府核心价值治理。

[15] 参见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49—150页。社会价值不是沉封的而是流变的，宪法价值体系不能过分游离于社会价值。[29]这似乎表明了宪法委员会的立场与宪法修改无限制说一致。

提出这一意见的原因是宪法委员会在1999年6月15日的决定中认为，该宪章赋予了 在使用这些语言的领土内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的群体的具体权利，因此，宪法委员会认为该宪章涉嫌违反共和国不可分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国人民独特性的宪法原则。因此，如果这些机构的权力行使不受任何限制，等于将法治、民主、言论自由等重要原则的维护交由其任意判断。维德尔更重视宪法的形式概念，而不是实质概念：宪法是一种行为，它只能根据某些程序作出或修改，这些程序的价值高于制定法律规则的其他程序。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第89条，第11条因其可以诉诸全民投票，也曾被戴高乐用来作为绕开议会两院从而启动宪法修改的工具（1962年10月28日），法国由此完成了共和国总统选举从间接选举到直接普选产生的制度转变。

（三）政治与法律的交叉：对实证主义的必要质疑 有关宪法修改的实证主义学说中运用了一种经典的资源，即利用法律和政治的区别含蓄地将修宪行为等同于制宪行为，规定修宪权的形式限制将来自宪法之法律属性，而修宪权的实质限制将来自政治。为了弥合国家、社会、个体在大变革时代的价值冲突，法国的宪法修改成为了调整法治国内在冲突和推动宪法变迁的重要工具。

韩大元：《试论宪法修改权的性质与界限》，《法学家》2003年第 5期，第12-13页。第 72 条第 2 款确定了中央地方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辅助性原则（principe de subsidiarité）：各地方领土单位有权作出决定，以使其全部职权在其层级内 获得最好的实施。因此，纯方法的论争也存在逻辑论证的盲点，政治与法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范畴，而在宪法修改程序的每个阶段均存在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的调和。在实践层面，宪法修改功能中政治性品格凸显，这尤其体现为国家公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微妙，尤其是时任共和国总统的戴高乐在1962年时利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11条拓宽了宪法修改运行中的路径。

[37]在2013年3月7日的第一份意见中，最高行政法院对批准宪章表示了强烈的保留意见，尤其是提出《宪章》部分内容直接违背平等、团结、正式使用法语和不分离国家主权原则。首先，宪法委员会的立场与宪法审查提请人存在相悖的情况。第 5 款对大区、省、市镇之间关系进行厘清，为进一步促进地方自治事项，宪法规定互不监管原则(principe de non-tutelle)：任何领 土单位不得对其他领土单位进行监管。修宪权的限度问题作为最基本的宪法问题之一，引领我们思考政治要素能在多大程度影响宪法规范的变迁。

这种突破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与普通法律的修改一样，修宪草案或建议案由相对多数表决，不考虑缺席或弃权。

形式意义上的宪法主要提出了法律问题：宪法与普通立法的区别是什么，普通法律违反宪法的行为应给予何种惩罚等。1999年6月25日宪法修改涉及《阿姆斯特丹条约》的批准。

[52] 当我们再回首我国近20年来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也许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误解。第三大类旨在迎合社会的民主诉求与环境保障要求。表决的方式为主席台上点名进行。然而，法国修宪权限制的问题在规范逻辑和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宪法修改的实践凸显了政治性诉求。而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学则与法实证主义(positivisme juridique)有关，更常被称为宪法科学(Science du droit constitutionnel)。该条自生效以来，已被使用了二十二次。

因此，关于禁止修改共和政体的问题，实质限制层面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一条款所禁止的实际范围。可以说，法国宪法实施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宪法修改缓解政治危机。

而总统在修宪程序中有一些恣意的空间，特别是在修宪程序的最后阶段拥有非常重要的自由裁量权，例如在两个议院均对修宪草案进行投票后，理论上，总统可以自由裁量是否召集国会。[2]第89条虽然规定教义层面较为完善的的宪法修改程序，也在二十三次修改中得到了实践的确认，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和空白，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第11条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并可能继续在法律教义和政治实践中得到虚拟和真实的使用。

宪法修改的草案或建议必须在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时限条件下进行审议，并由议会两院以相同的条件进行表决。当时，这一修改实际上针对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第8条，以防止麦克马洪回归君主制的制度尝试。

换言之，总统、总理、国民议会或参议院之中任一主体若反对修宪，均会导致程序难以启动或继续。但伴随地方分权改革的持续深入，2003年宪法开启了地方分权制度层面的建设。然而法国学界曾长期对这一规定的效力持怀疑态度，认为实质限制的法律效力微弱，可以被针对宪法修改限制条款的修改轻松绕过。总体而言，宪法修改有着不同的具体诉求，可以依据具体内容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政治制度运行和政治生活剧变的投射。

正文中第11条的条文为1958年至1995年宪法修改前的版本，1995年宪法修改第11条，扩大了启动全民公投的可能性，可以提交公投的草案内容除了公权力组织，还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改革、公共服务等内容。一个宪法规范的界定不在于其具体内容，而是在于其是否来源于制宪权。

第72条最初只是简单规定了地方行政组织形式和代表国家利益等初步的问题。宪法规范为政治规定了权限和主体,但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政治仍有广泛的裁量范围和存在的余地。

法国主流公法学说和判例虽然部分排除了对修宪权的实质限制，但宪法实施的未来仍然面临着一定危机：即宪法修改条款遭遇修改。[27] 参见王建学，《宪法审查时代如何理解宪法渊源？——中国问题与法国教训》，《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165页。

[38]最后，最高行政法院在某种意义上重申了宪法委员会的立场，拒绝在超宪法原则的基础上审查。[22]修宪程序仅在以下方面与立法程序存在两项差异：其一，政府必须向部长会议提交修宪建议案，以供后者批准。[13]本项限制得到1946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第94条的正式确认，该条规定：在外国军队占领全部或部分本土领土的情况下，不能修改宪法。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5期。

规范层面上，修宪草案的提出需要行政权内部的共识，共和国总统启动修宪程序必须得到总理的副署。进入专题： 法实证主义 自然法 宪法修改 法国宪法 。

[10] V. Joseph Barthélémy et Paul Duez, Traité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Sirey, 2e éd., Paris,1933, p. 101. [11] Louis Favoreu, ? Commentaire sous la décision n° 92-312 DC du 2 septembre 1992, Maastricht II ?, Revue fran?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1992, p.738. [12] Maurice Hauriou, Préci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Sirey, Paris,1929, réimpression par les Editions du C.N.R.S., 1965, p.343。[43] 2．制宪权表达模式呈现单一程序化特征 制宪权主体有诸多模糊性，例如在法国宪法中，人民有三种解释的可能：其一是公民共同体，即最初批准宪法通过的公民共同体。

当然，不同学说的论争也存在逻辑论证的盲点，政治与法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范畴，在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均可调和，从而使得宪法修改成为守护宪法秩序和政治制度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这将给宪法带来深刻的不一致（incohérence）。